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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6月20日，最后一批中越战俘交换现场，一名年轻的越军俘虏慢慢走向边境，就在即将跨过国境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出人意料地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在越南人满脸尴尬的注视中大声朗读：＂我拒绝遣返股票配资手机版，我要留在中国！＂

1979年6月20日，一个注定被载入中越关系史册的日子。友谊关零公里处，中越双方进行着最后一批战俘交换工作，气氛既严肃又紧张。按照交换计划，中方将释放355名越方被俘人员，而越方则释放56名我方被俘人员。

这个看似例行公事的交换现场，却隐藏着两国态度的巨大差异。越南一方在二十米开外高高挂起横幅：＂欢迎在战斗中被敌人俘虏的兄弟姐妹们回国。＂然而在八十米外，另一条横幅上写着：＂为北方边境保卫战的辉煌胜利欢呼＂。这样颠倒黑白的宣传，让在场的中国人脸色都变得不太好看。要知道，正是中国本着人道主义原则主动撤军，越南才能有今天站在这里的机会。

更让人气愤的是交换现场的鲜明对比：越南方面交还的中国战俘个个面黄肌瘦，满身都是被虐待过的痕迹，有些甚至无法行走需要担架抬着。而中方这边的越南战俘则衣着整洁、精神饱满，有些甚至比被俘前还要白胖许多。

交换仪式开始后，每名越南战俘在离开前都与中方工作人员依依不舍地握手拥抱，这让越南代表极为不满。他们气急败坏地提出要求，让中方工作人员后退至离越南战俘五米开外，以避免这种＂亲密接触＂。

即便如此，越南战俘们仍然走得异常缓慢，对越南代表催促的喊声充耳不闻。他们一步三回头，眼中满是不舍，不断向中国方向挥手致意。

终于，交换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越军战俘徐开亮走到了前台。他今年38岁，来自越南高平市那东区那飞社区。徐开亮缓缓走向国境线，当他距离友谊关零公里处仅有七八米时，突然停下了脚步。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亲笔写的纸条，并开始大声朗读。

＂我叫徐开亮，今年38岁，住在越南高平市那东区那飞社区60号。人民军在1979年3月2日中越边境冲突中被解放军俘虏。由于河内当局实行法西斯统治，人权得不到保障，我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所以拒绝遣返，要求留在中国。＂

这番话犹如一颗炸弹，让现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越军代表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早先的趾高气扬瞬间烟消云散。他们可能没想到，自己一手树立的＂胜利＂形象，竟然被自己的战俘当众打破。

探究徐开亮和其他越南战俘们的选择，关键在于中国对战俘的人道主义待遇。中国军队素来秉持＂仁义之师＂的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不许打骂虐待战俘、不许侵占战俘私人财产＂的原则。

在中国的战俘营中，越南战俘享受着出乎意料的良好条件。战俘营不仅设有专门的学习室供战俘进行思想改造，还贴心地准备了娱乐室、篮球场和放映室，让战俘们能够适当放松身心。考虑到战俘的健康问题，中方还定期组织医疗人员为他们做体检，确保身体状况良好。

对女性战俘，中方更是体贴入微。她们收到了特别准备的日用品和化妆品，如香皂、梳子、镜子、发卡、雪花膏和润肤乳等。这些在当时算得上紧俏物资的小礼物，让许多越南女兵感到温暖和尊重。

在饮食方面，中方提供的伙食标准远超越南当地水平。越南战俘几乎每天都能吃到肉类和鸡蛋，这在资源紧张的战争年代实属难得。正是这样的优厚待遇，让原本瘦弱的越南战俘们逐渐变得白白胖胖、容光焕发。战争结束后，越南＂亲华派＂武元甲将军甚至专门致信中国有关部门，对中方对越南战俘的人道主义关怀表达谢意。

与中方的人道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南方面对中国战俘的残酷对待。落入越军手中的中国士兵常常面临难以想象的处境：不仅基本的生存条件无法保障，更要忍受各种酷刑折磨和人格侮辱。更为残忍的是，越军还会将这些战俘拉上街游行示众，作为他们所谓＂战果＂的展示。

老山轮战中被俘的军官汪斌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唯一被俘的军官，汪斌因为身份特殊，遭受了更为严酷的折磨。他的伤痕往往还未愈合就又添新伤，生活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中。当他终于重返祖国时，这位本应体格健壮的32岁军人，体重仅剩37公斤，满身是病痛的折磨。

对于徐开亮这样请求留在中国的越南战俘，中方采取了谨慎而人道的处理方式。首先要全面了解他们不愿回国的真实原因，并确认他们在越南没有任何＂案底＂。同时，中方也会向他们详细说明留在中国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包括语言不通、饮食习惯不同以及国情差异等现实问题，让他们理性考虑自己的选择。

如果战俘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仍坚持留在中国，还需要获得越南政府的正式许可，才能最终安置在中国生活。这一事件在友谊关交换现场所引起的震动股票配资手机版，远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两国战俘待遇的鲜明对比，不仅影响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更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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